灯会文化中火占有重要的地位，火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早膜拜物之一，乃是因为它是“一种把我们带进物质世界隐秘的内在结构的活生生的东西。”①它给人们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为原始人类的定居生活、夜间劳作提供了可能。它“是青春和热血的象征，并具有红宝石和朱砂、赫石和赤铁矿那样富于象征意义的色调，人们正是用这些颜包郑重其事地描绘着自己的形象。”①由于有了火，原始初民得以能够食啖“在热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②而“人的无机的身体”③的外延也随之扩展了。
 
另外，随着对自然的改造实践活动一步步深入，人们发现火不光具有破坏性，更具有改造性。大约7000多年前的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便开始将孔雀石放进火里，从火中流淌出金属的红色液体，这便是铜。而在中国的父系氏族时期，初民们也已掌握了炼铜术。——火，向人类揭示了、金属的秘密，同使用石制工具一样，它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变革性领域。
 
伴随火之操作而来的是火之保存。前面已提到北京人已懂得如何保存火种。人们发现，要想获得一个稳定的光源，仅靠篝火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便于携带、且能防风的、并纳于器皿的设置。于是，“赋予火以空间”，这一功利意向，已设入了原始人的遗传密码中。
 
如果从纯功利用途的角度来看，那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堆篝火，便是我们初民们的盏人工光源——“灯会”了。然而借助器皿加燃料来用火照明，当始于丝织业从农业、畜牧业中的分离。
 
故有人戏说：灯会制作的发明者乃是一名妇女．且她在众姐妹中勤劳，到晚间也不辍劳作，她又体贴人，为了不扰搅同伴的睡眠，她必然要想到把火集束于一点。当然这种假说是毫无根据、不可考证的。然而，为了防风，为了便于移挪、而给火一定的空间，必定是灯会产生的功利诱因了。
 
火的空间化——灯会的产生，昭示着人类一个新运动的到来。这是技术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各生产部门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弓箭的发明、铁器的使用、水稻的发明，人在“人化”自然的进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灯，以空间的形式将火固着、延长于时间的序列；使火器具化于先民的生活秩序中。
 
在我国甲骨卜辞、金文中，尚未发现有“灯会”字。据甲骨文和古史献记载，当时用于照明的乃是一种“烛”。“烛”大概就是一种火把。据解释，“没有点燃的火把”，通称为“炼”；用手执的火把较小，称之为“烛”；放在地上的火把较大，称之为“燎”；树之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称为“庭燎”。《诗小雅庭燎》便有。树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之疏，而《红楼梦》在“元妃省亲”一回里亦有“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的描写。①“大烛”
 
和“庭燎”，都是大火把，这种火把的制作则很可能是利用松枝、竹、苇等材料制作而成。因此，这一时期的“烛”虽与后世灯烛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含义，但“烛”可以说应是“灯会”的前身了。
 
值得注意的是，传说周穆王“设常生之灯会可以自照”，“又列瑶膏之烛”和有“风脑之灯”。对这种传说，我们无法加以证实。近来有人推测．我同古代灯具的发明甚早，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始社会部分中的那件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陶盂，是一盏迄今发现的早的陶灯．但这种推测难以确认。我们认为，我国早的灯，可能同陶豆这样的盛食器皿分不开。理由有二：其一、词源学论据战国以前无“灯”字，仅有“豆”，据《尔雅释器》云：“瓦豆谓之登。”《礼义公食大夫礼》云：“大羹涪不和，实子镫。宰右执镫，左执盖。”郑玄注：“瓦豆谓之镫。”贾疏亦日：“瓦豆谓之镫。”诗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日豆，瓦日登。”从而可知，在我国古代，豆称为登，“登”与“镫”通用，而“镫”系灯(燈)之假借。
 
其二、形制论据灯由豆发展而来，也可以从豆与灯之形制上反映出来，陶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直到战国时期，尽管它在形制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它基本形制仍是相同的，是一种浅底、内底平坦，有高柄的器皿，在用途上是一种盛食器。从战国、两汉时期出土的各种陶、铜、铁质的豆形灯的造型来看，它与陶豆无别，而且在汉代的铜灯上有铭文，自铭为“烛豆”，因此，我国古代灯的出现和使用，是受陶豆的启示发展而来。
 
火的空间化、器具化，进一步使火内化为人自身的技能，这在客观上标示了人类对火这一自然力的崇敬、依赖的懈弛与怠慢，人们的注意力由以从火转移到把火固着、围罩的空间外形上来。火的物质型意象逐渐消隐下去，代之以容纳火的外形的精神意象，人类从火的功利阶段迈入了审美阶段。在功利诱因下源起的灯文化从其一开始便具备了反功利的气质。
 
逐渐地，人们并不满足于只关心如何设计罩火器皿的外形，而开始关心起器皿的质料、题材、内容所象征的意义。人类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灯成为人类意愿的载体，成为传达人类隐秘情感的外化形式——这是意义的阶段。于是，罩火的器具成为人的审美意向和情感欲愿施展、释放的一个场所，人类设置了空间，使光的外在自由受到局限；同时，又正是这空间，使光的内在自由得到凝炼与升华，这又远远超越了空间本身，空间对空间的超越，使灯在时间的座标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之理念与想象之维度。
 
灯会，承载着人类的光明、求索之梦替人类把心声传扬、讲诉。
 
灯会，籍借着母性的、唯美的喉音替人类把光明和温暖作温柔的召唤。灯的空间化、器具化，使火之意象更为深刻、更为神圣了。
 
然而，“器具化”铸就了中国人的一种技术理性和实用理性，从而把中国人局限于精神的此岸。器具化，对工艺的刻意追求成为灯文化的超越机制的一种阻障，这是灯文化发展的负效应。
 
但也正是这器具化气质与反器具化气质的并存、这种超越与阻碍的二律背反、这种文化理性与技术理性的互相紧张地摩擦、冲撞、碰击的动态平衡。赋予了灯文化纷繁复杂的内涵与扑朔迷离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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